忽一人进曰：“主公之言，正合天意。”视之，乃巴西西充国人也，姓谯，名周，字允南。此人素晓天文。璋问之，周曰：“某夜观乾象，见群星聚于蜀郡；其大星光如皓月，乃帝王之象也。况一载之前，小儿谣云：若要吃新饭，须待先主来。此乃预兆。不可逆天道。”

在《三国演义》第六十五回，刘备取西川，攻至成都。谯周援引蜀郡童谣，劝刘璋出降。知乎网站有细心网友指出，此处童谣称呼刘备为“先主”，超前了，不准确。

在明代嘉靖本《三国演义》，这个童谣说的是“若要吃新饭，须待先生来”，先生应指诸葛亮。后来毛宗岗评本《三国演义》改为“若要吃新饭，须待先主来”，由此改出了问题。

(资料图)

《三国演义》多见预言式童谣，“千里草，何青青！十日卜，不得生！”就是著名一例。千里草合字为“董”，“十日卜”合字为卓，意谓董卓必败。嘉靖本共收入9首童谣，毛评本少一首。

素晓天文的谯周，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“预言帝”，多次出场劝谏。嘉靖本中有8首童谣引自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陈寿正是谯周弟子。

据统计，二十四史共有264首童谣见载。《汉书》将童谣归入五行志，五行志是记录奇闻异事乃至超自然现象的志书。“童谣”相当于“谶谣”，远离儿童生活，和我们今天说的“儿歌”概念不同。

儿歌是否“古已有之”？在五四时期就引起过讨论和研究。周作人说：“中国史书上所载有应验的童谣，……其大多数原是普通的儿歌，经古人附会作荧惑的神示罢了。”古代不缺少真正归于儿童传唱的童谣，只是缺少记录与发现。

童谣为什么成了“诗妖”

“童谣”一词最早出现于《国语》，记载西周宣王时有童谣一语成谶，兆示了西周的灭亡：“月将升，日将浸；檿（yǎn）弧箕服，实亡周国。”

《东周列国志》中，大宗伯召虎对周宣王讲解“檿弧箕服”的意思，说得清楚明白：“檿，是山桑木名，可以为弓，故曰檿弧。箕，草名，可结之以为箭袋，故曰箕箙（服）。据臣愚见：国家恐有弓矢之变。”

周宣王又问：“此语传自红衣小儿。那红衣小儿，还是何人？”太史伯阳父奏曰：“凡街市无根之语，谓之谣言。上天儆戒人君，命荧星化为小儿，造作谣言，使群儿习之，谓之童谣。小则寓一人之吉凶，大则系国家之兴败。荧惑星，是以色红。今日亡国之谣，乃天所以儆王也。”

接下来就是烽火戏诸侯的戏码了。依《史记》之载，周宣王听到这首童谣，开始追杀一对卖弓箭的夫妇。这对夫妇在逃亡途中拾得女婴，并投奔褒。是为褒姒。

太史伯阳父的说法，沿袭自童谣出于“荧惑”之说，童谣是荧惑星下凡变化所作。如东汉张衡所说：“荧惑为执法之星，其精为风伯之师，或儿童歌谣嬉戏”。“荧惑星”即火星，因“荧荧火光，离离乱惑”而得名。

到了汉代，此类占卜童谣被命名为“诗妖”。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古称一切反常怪异的事物或现象为妖。《汉书》首创五行志这一志书体例，收入童谣颇多，详释“诗妖”成因：“言之不从，是谓不义，时则有诗妖，君亢阳而虐，臣畏刑而箝口，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，故有诗妖。”童谣被妖化、异化，实际上是为汉儒鼓吹“天人感应”理论服务的。

《易经》是一部诗歌集？

史籍中，歌与谣常混称。童谣又有“婴儿谣”“孺子歌”“童女谣”“儿童谣”“小儿谣”“童儿歌”等称谓。

歌与谣，本不同。

《诗经》中有一句“心之忧矣，我歌且谣”，《毛诗故训传》注释说：“曲合乐曰歌，徒歌曰谣。”有乐器伴奏的称为歌，清唱称为谣。徒歌可以理解为没有乐器伴奏的歌，也可能是没有乐器伴奏，也没有音乐旋律的口诵韵文，放到今天，就要叫“说唱”。

一般认为，《诗经》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近五百年的诗歌作品，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其实《周易》中同样保存了诸多上古歌谣，比《诗经》年代更早，古文学家罗根泽就把《周易》的卦爻辞称为“周初编辑的商代歌谣集”。

学者黄玉顺在《易经古歌考释》一文中，认为“爻辞”的“爻”，本字为“谣”，意即歌谣。“《易经》本身是对一种更古老的文献的神学化阐释。这种古老文献，便是殷周歌谣。与此相应，我们早已习惯于这样一个‘常识’：《诗经》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殊不知，《易经》里已经隐藏着一部时代更早的‘诗集’。”

《易经》引诗为占，成为后世占筮的标准范式。如《红楼梦》中，王熙凤前往散花寺抽签问卦，签子上写“第三十三签：上上大吉”，相当于占辞；签簿上写“王熙凤衣锦还乡。‘去国离乡二十年，于今衣锦返家园。蜂采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？’”就相当于《易经》的爻辞了。

甲骨文的卜辞年代更早，或许也可以找到古代歌谣的遗痕。如“癸丑卜，今日雨？其西来雨？其东来雨？其北来雨？其南来雨？”像不像一首童谣？

童谣成了“天气预报”

“卜偃引童谣”见于《左传》，是史籍中记录最早的一首政治童谣，预言了虢（guó）国灭亡的时间。

春秋时晋献公听从大臣荀息的建言，在鲁僖公二年和五年两次向虞国借道伐虢。这正是成语“假道伐虢”“唇亡齿寒”的出处。

晋国大夫郭偃是卜官，史称卜偃。《左传》记载了卜偃的七次预言，无不灵验。鲁僖公五年（前655年），晋献公出征前请卜偃算一卦，卜偃引述了一段童谣：“丙之晨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旂。鹑之贲贲，天策焞焞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”结合星象，预测了晋灭虢的具体时间，当在“九月、十月之交”。果然如此。

晋代杜预注释《左传》时，论及童谣说，童龀之子的嬉戏之言，“或中或否，博览之士，能惧思之人，兼而志之，以为鉴戒，以为将来之验，有益于世教”。

“康衢童谣”见于《列子·仲尼》，流传于尧舜时代，按说比“卜偃引童谣”年代更早。康衢就是大路，尧微服私访，在大路边听到童谣，称颂自己的仁政爱民：“立我蒸民，莫匪尔极。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”不过《列子》成书时间争议较大，钱锺书认为其是编纂于魏晋时代的伪书。

正史对童谣的记载，从《汉书》一直延续到《明史》。谶的神秘性、预言性与谣的口头化、民俗化相结合，童谣频频被用来当作改朝换代的“天气预报”，假托天意来攫取民意。

刘邦立汉室，“高祖过沛诗《三侯之章》，令小儿歌之。”再如唐初的童谣“桃李子，洪水绕杨山”、元末的童谣“塔儿红，朱衣人作主人公”，都是如此。

儿歌一词替代了童谣

《易经》以歌谣作为占卜的表达方式，而汉代儒士把童谣神秘化，添加了“预警”属性，实际上是本末倒置。

明末是对童谣再发现、再认识的一个时期。出版业的兴盛，为童谣的挖掘和记录提供了便利。明代杨慎的《古今风谣》、吕得胜和吕坤父子的“小儿语”系列以及朱彝尊《明诗综》中的《杂谣歌辞》，收录了大量民间童谣。

以王阳明的童子之情和李贽的童心说作为思想基础，比起“天意”，童谣中的“天性”开始被关注。杨慎论述说：“童子歌曰童谣，以其出自胸臆，不由人教也。”

不过，明代士大夫还是对民间童谣抱有偏见。“东屋点灯西屋明，西屋无灯似有灯。灯前一寸光如罩，可恨灯台不自照。灯前不见灯后人，灯后看前真更真。慢道明尤远，提防背后眼。”这首童谣出自五代时期梁宋年间，质量很高。吕得胜却以此为例，认为“学焉而与童子无补，余每笑之”。

清人陈宏谋反对其说：“夫以小儿语语小儿，亦焉用文为哉？”既然用孩子的话去说给孩子听，又何必谈什么文雅呢？

到了清代，郑旭丹编《天籁集》，收江浙儿歌46首，把童谣喻为“天籁之音”。许之叙为《天籁集》所作序言说：“古谚童谣，纯乎天籁，而细绎其义，徐味其言，自有至理存焉，不能假也。”

儿歌一词，直至清末意大利人韦大利编译《北京儿歌》一书才出现。1914年，周作人在《儿歌之研究》中论证：“儿歌者，儿童歌讴之词，古言童谣。”儿歌一词逐渐替代童谣并被广泛使用，与五四以来对民间文学乃至童谣的挖掘息息相关。

当然是“古已有之”

1918年2月，刘半农和沈尹默、周作人、钱玄同等，发起了北大歌谣征集运动，得到社会广泛响应。刘半农从千余首征集作品中选出148首，编选成书《歌谣选》。

在此之前，鲁迅、周作人已经着手民间童谣的收集整理。万事开头难。1914年，周作人公开刊登了一则征集儿歌的启事，一年内只收到一首。

真正属于儿童的童谣，是否“古已有之”，同样成为时代话题。周作人在《儿歌之研究》中说：“占验之童谣，实亦儿歌之一种，但其属词兴咏，皆在一时事实，而非自然流露，泛咏物情，学者称之曰历史的儿歌。”

即便在春秋时期，童谣绝非仅有“历史的儿歌”一种。孔子听到的“沧浪之水”恰是一首“泛咏物情”的儿歌，载于《孟子》。孔子周游楚国，“有孺子歌曰：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孔子由此对弟子讲述了一番“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”的道理：“小子听之！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矣，自取之也。”这首童谣又见于《楚辞》中，成了一首渔歌。

脱离谣谶的民间儿歌，散落于史料之中。在宋人笔记《墨客挥犀》中，记录了一首祈雨谣：“熙宁间，京师久旱。按古法，令坊巷各以大瓮贮水，插柳枝，泛蜥蜴，使青衣小儿环绕呼：蜥蜴蜥蜴，兴云吐雾，降雨滂沱，放汝归去！”环绕呼就是孩子们拉成圈子，绕着水缸，唱着儿歌，踏着节拍来祈雨。

《北齐书》中有“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，拂地而却上跳，且唱曰，高末！”周作人认为，这是跳绳游戏的最早出处。

童谣也好，儿歌也罢，古已有之，无可置疑。

还是还给孩子吧

“在小小的花园里面，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……”前段时间，“挖呀挖”的儿歌火出圈。

这首儿歌演唱时有一套“手势舞”，此类指点为歌，古时被称为“指戏”。

“张打铁，李打铁，打把剪刀送姊姊……”明代天启年间有“打铁谣”广为流传，最早见于徐霞客之子李介的《天香阁随笔》，300年间不断演化出新版本，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，还被收入国语教材。“打铁谣”在演唱时，就有手势配合：两个小孩分别伸出自己的左右手，互相合拢，交互摩擦一次，然后你唱一句“张打铁”，我唱一句“李打铁”，依次将左右手交互击打对方的右左手，如此循环往复，类似大家熟知的儿歌“你拍一，我拍一”。

上个世纪20年代，鸳鸯蝴蝶派作家胡怀琛写过一首“不太准确”的儿歌：

“月亮！月亮！还有半个那里去了？”

“被人家偷去了。”

“偷去做甚么？”

“当镜子照。”

鲁迅先生化名“小孩子”，仿写了一首儿歌，调侃说：“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宝相花式的镜子矣，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。”当然，鲁迅的戏作别有深意，回应胡怀琛对新诗运动的批评不妥。

仅就作品而论，胡怀琛所作，很有“童趣”。

儿歌“挖呀挖”中，小种子开小花，大种子开大花的说法也不准确。国家植物园北园科普馆馆长王康就撰文科普：世界上最大的种子海椰子，直径可达40至50厘米，但花很小巧，直径在1厘米左右。兰花则是小种子开大花。

儿歌，重要的是童趣，还是交还给孩子吧。“准不准”的，另说。